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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教育调查报告

信息发布者:220777凤凰
2018-02-12 19:26:50

“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,说不定还能成才。”

——榆林农民韩万宁夫妇

“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,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。”

——来自韩城在西安就读的学生徐青

近些年,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,以及由来已久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,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流向县城甚至省城的学校读书。

这些寄居在城市屋檐下的农家子弟,不但给城市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而且,他们的家庭,也不得不面对经济负担加重等各种问题。

“老家有一种亲切感。”11岁的韩明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。

尽管来榆林市清涧县城上学已经两年多了,这个小男孩仍然眷眷恋着家乡的一切:爷爷、奶奶、爸爸,甚至家里的羊群。每到星期五,韩明总是盼着父亲能早点接他回老家。那时,进城上学的昔日玩伴儿大都会回到村里。

这个被韩明眷恋着的老家其实距离清涧县城只不过十多公里。小学二年级时,父亲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母亲和姐弟3人来到县城,租下一间窑洞,开始了他们在县城的寄读生涯。

大约本世纪初开始,像韩明这样离开家乡,寄读在城市屋檐下的孩子越来越多。这种新的教育趋势究其原因,被认为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因为需要进城务工,继而捎带走了他们的孩子,以及农村家长越来越渴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。而这些孩子们也不得不在城市里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。

“送娃到城里上学说不定能成才”

见到韩明和他的家人是在今年7月初,正值学期末。

他们一家人租住的窑洞在清涧县县城南武家沟山坡上,一排5孔窑洞大多租住的是在县城做生意或者打工的人,唯独这家人,是陪孩子上学读书的。

天已近傍晚,尽管挂在墙边上的唯一一盏灯泡亮着,但也很难照亮大约十平方米的窑洞。

窑洞最里面是一个大土炕。平时,母亲惠宁和4个10到19岁的孩子挤睡在上面。窑洞的其他三面墙都被柜子、杂物和灶台等占满了。

19岁的大女儿韩婵在县城打工,二女儿韩丹刚刚参加完小学升初中考试,已被父亲韩万宁接回了老家。窑洞里,只剩下了惠宁和儿子韩明,还有小女儿。

过两天就要期末考试了,两个孩子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。紧贴着墙壁搭起来的低矮的书台上堆放着书本,韩明嘴里一边念叨着单词,一边在作业本上重复地默写;靠近窑洞门的一片空地上,比他小1岁的妹妹蹲在地上,趴在一个一掌宽的小板凳上,借着门外透进来的昏暗光线默写单词。灶台前,母亲惠宁正在忙着准备晚饭。

自从进城后,这家人的生活就变得异常简单。

事实上,在距离县城大约十多公里的韩家硷村,他们本来有个比这更宽敞舒适的家。而现在,只有孩子们的父亲韩万宁孤独地守在老家里。

两年前,这个40岁的中年汉子和妻子商量后,毅然决定让几个正在上小学的娃娃进城读书。尽管夫妻俩内心十分清楚,这将给本来贫困的生活增添更大的压力。

当时,他们19岁的大女儿小学毕业后就已辍学,在县城打工。夫妻俩全靠12亩地种些土豆、黄豆、玉米等过日子。

另外,3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,学习成绩还都不错。近些年,国家的“两免一补”政策为这个多子女的家庭着实减轻了不少负担。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近几年,韩家硷村的村民们很快陆续将孩子转到城里上学了,村小学的孩子们越来越少。

其实,韩万宁心里明白,城里学校教学质量好,娃娃还能学电脑、学英语。实际上,大多数村民都是冲这个去的。经历了扫盲、“普九”之后,现在的农村家长越来越向往着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。

韩万宁也有些“眼红”,但想想家里的经济情况,他起初有些灰心。

“咱也送娃到城里上学吧,说不定还能成才。”2007年暑假的一天晚上,昏暗的灯光下,夫妻俩反复商量着。

韩万宁最终想明白了。当时,刚好家里卖完西瓜,手头上有2300多块钱。韩万宁便在县城租了一间月租100元的窑洞,并从家里拉去了一些简单的家具和被褥。

临近开学的一天,韩万宁骑着三轮车载着一家人进城了。尽管不知道未来会怎样,但夫妻俩心中抱有希望。

农家陪读衍生的额外经济负担

平日,只有妻子惠宁住在县城里,韩万宁则留在村里,守着12亩地。一家人,只有在周末才得以相聚。

孩子们对新学校都还满意。“城里的学校大,两个教室和老家的一个校园差不多,操场有老家4个教室那么大。”韩明说,第一天上学时,他干急是找不到教室。

当然,新学校更多的好处是开设了一些农村学校所没有的课程,比如电脑、英语、美术、音乐等;另外,“对了,广播操也不一样,城里的老师又教了一套新体操,老家的学校还是原来的。”说起这些,韩明显得有些兴奋。小家伙还告诉记者,他现在是学校鼓号队的队员。

孩子们的变化让韩万宁夫妇感到欣慰。二女儿韩丹考过全县语文第一,韩明考过全县数学第三,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数一数二的,这让夫妇俩更有信心留在城里。

韩万宁喜欢在聊天时说起几个孩子,还会经常提到儿子说的进电脑教室要套鞋套的事儿,不过用他的话说,那叫“脚套”。

除了欣慰,寄读在县城的生活费还是让这个家庭有些吃不消。惠宁算了一下,光吃饭、几个娃娃的学费、资料费,省着花一年也得8000多块钱。

韩万宁想进城打工,可腿始终很疼,干不了重活儿。“不知道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什么的,也没去检查过”。他去县城找过工作,去过餐馆和建筑队,但都没成。去年,他贷了1万元买了十几只羊,谁知搞退耕还林开始了,山上不让放羊了。为此,他还被罚了两次款,一次2900元,一次2000元,到现在,本钱还没收回来。

起初,妻子惠宁在县城摆摊儿,卖小孩裤子,但生意不好只好不卖了,现在窑洞里还压了一堆旧货。不过,最主要的原因还是,她一摆摊,几个孩子的吃饭都成了问题。刚开始时,姐弟3人放学后你切菜、我烧火,自己做。韩万宁看着有些心疼,又怕耽误了娃娃学习。

如今,一家人的日常开销都落在了大女儿每个月七八百元的工资上。

韩明的英语成绩不好,想上补习班,一次要5块钱。孩子跟惠宁“闹”了5天,最后还是没让去。“一个补都得补,哪有钱!我不想让娃娃说我偏心”。所以,没办法,惠宁只好跟孩子们说,都不上辅导班,买来辅导资料,大的教小的。

惠宁说,她现在每天想钱想得头疼。二女儿韩丹要上初中了,这又是一笔开销。

同时,她又觉得有点儿亏欠大女儿的。前不久,大女儿跟她说,想辞了工作,干点别的,或者去学点手艺儿,惠宁没答应,现在在县城的开销就指望大女儿的这点工资了。

城市学校出现“大班额”压力

韩明说,他的班上,大多数学生和他一样,是从农村转学来的。

近几年,农村中小学生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开始加剧。农村的流向县城,县城的流向大城市;而县城之间、学校之间,学生越来越向一些优势学校聚拢。

家住清涧县农村的惠某将3个孩子送到了延川县县城读书。“延川县城的学校教学质量好。”加工销售粉带的惠某听外面的朋友介绍,于是,便陆续将3个孩子转到了延川县城。

从大儿子到延川县城上学开始,这家人已经在延川县城住了6年,相继换过五六个住处,有的嫌太远,有的房子拆迁了。3年前,他们搬到了延川县城南关小学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。

房间显得狭小拥挤,孩子们甚至没有一个专用的书桌。

老大惠康上初一,“喜欢读书”,成绩总在全年级前几名。因为家里没有安静的学习空间,这个15岁的男孩每天总是很晚才回家。他说:“一定要好好学习,考到年级前几名,这样家里就不用掏学费了。”“大儿子学习辛苦,所以每天给他吃一个鸡蛋,一袋酸奶。”妈妈惠红说。对此,小女儿妞妞有意见。

妞妞学习成绩也不错。在她的学校里,还有很多像她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。延川县南关小学校长王东娥说,截至今年6月底,全校1500多名学生中,有86%是农村的生源。

在乡村学校面临“生源荒”的同时,一些县城甚至城市学校,出现了学生多教室少,甚至“大班额”等问题。

一直以来,县城学校“大班额”问题一直困扰着子长县教育部门。据该县教育部门统计:在2003年开始的教育布局调整以前,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,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;高中平均每班85人,最多的达100人。所以,教育布局调以前,县城小学平均每个班95人,最大的班级有120多人;高中平均每班85人,最多的达100人。所以,教育布局调整开始后,撤并乡村小学的同时,在县城又投资新建一所初中,一所小学,解决“大班额”问题。

被挖到大城市的“尖子生”

县城学校的学生也同样面临生源流失的问题。

清涧县昆山中学被认为是当地最好的初中,占据了该县大部分优秀生源。尽管这样,这所学校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下降。

据该校统计:2005年至2006年,学生一度达4800多人,还开办了高中部。后来,高中部因“效果不好”、生源问题而被迫停招。截至2009年7月,学生人数下降至2600余人。

“学生一到初二就开始流失。”该校一位姓白的副校长说。去年秋季开学,原本初二有16个班,升入初三时,只剩下了12个。“有的双差生退学了,还有一部分转学了。”

此外,有一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,一到初三,就开始在各地“挖尖子生”。

张明(化名)原来就读于昆山中学。2008年12月,正在读初三的张明突然听妈妈说,西安的学校来招人了,本不愿意去的张明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参加了考试。那年,和他一起考到西安的同学有9个。

2009年春季开学,张明来到西安,就读于西郊一所重点中学,开始了他的寄读生活。“不是父母要求去,我还不想去。”张明说,如果家乡有这样一所重点中学,他也不会选择来西安。

新班级有57个学生,全部是从省内其他县市招来的。刚开始,张明状态很不好,有点想家,而且“老师为了赶进度讲得比较快”,张明有点听不进去。

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月。再后来,整个生活便淹没在紧张的中考复习中。唯一觉得不好的是,“就是学校的饭菜太贵,一天得15块钱。”

来自韩城的徐青(化名)一直很渴望到西安上学,理由是“老家那里太乱,没法安心学习”。

初二那年暑假,经老师介绍,徐青参加了招生考试,最后缴纳了3000元,进入了西安一所重点中学。后来,听新班级的同学说,他们的学费不等,还有5000元和7000元的。

来到学校后,徐青很快便融入了新的环境中。

“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班级。”徐青说。他发现:“刚开始,大家潜意识里都很无助,身边的人都渴望交朋友,而且越多越好。”

“为什么感觉很无助?”记者问。

“都是离开家的啊,身边没有父母,只剩自己了。”

这是在以前的学校所感受不到的。“大家都是离开家出来自己生活的,所以互相关心得多一些。”徐青说,宿舍的5个同学相处得特别融洽,“我们好像是一个大家庭的,很多事情都互相帮忙,比如借钱……”

在这里,除了学习,他们还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不过,有时也会想家,尤其是生病时。

“那次发烧烧到40度,特别想父母,什么都不想干……”徐青说。不过,因为怕父母担心,他没敢告诉他们。那次,全班的男生都跑来看他,让他觉得心里很温暖。

在整个采访中,记者接触过3个这样的学生。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,如果老家教学条件和城里一样好,绝不选择这么早就离开家乡,因为毕竟那里有他们的家,有他们的亲人和朋友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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